由于个人在吃、穿、住、用、行等方面都有相同的需求，并且都珍爱自己的生命、自由、财产与安全。

人格权是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与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的统一。这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另类理论，而是社会一般观念的常态，也是人格权理论预设的常态。

古罗马时期的身份人格自然构成那个时代的伦理，而现代伦理价值必然要求一种比过去更为高级的生活。〔32〕66研究人格权，如果丢失了人的伦理价值，实质上就是对人格权的否定。而如果失去对人格利益的关心，那就远离了生活，远离了实践。因此，在身份之前必然存在着一个潜在人格的概念。〔30〕109因此，对于伦理价值的理解应当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根据，解释并挖掘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可能具有的不同涵义。

而主体因其身份的变更会导致其法律地位的变更，这便是罗马法上所谓的 Capitis Deminutio （周枏先生翻译为人格变更）。德国《基本法》第1条所称的人的尊严，以及《德国民法典》所确立的权利能力制度，可谓其在实定法上之典型体现。这两种法治的最高权，虽有一属于君主的，另一属于民主的差异，然其要求实现一种法治国，以保持国内的秩序，则完全一致。

[40]梁启超：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，第250—251页。梁启超认为，《管子》中所说的分，就是权利，创设权利，必借法律，故曰定分止争也。法家根本精神，在认法律为绝对的神圣，不许政府行动轶法律范围以外，就此点论，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的精神相一致。[26]在分析了儒家人治主义的种种流弊之后指出：总斯而谈，儒家之人治主义，方法已极空梳，不切实用。

人民之所以乐有国而赖有法者，皆在于此。这说明法不应有溯及力。

[18]前注[10]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书，第110页。[20]所以，当今之世，亦急需法治主义以救时与存国，法治主义，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，立法事业，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，稍有识者，皆能知之。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，面对当时弱肉强食的国运和内外交困的时局，曾经大声疾呼：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之唯一主义。  二、救时和富国强兵 极力倡言法家思想复兴的常燕生认为，近世各强国，没有一个不是把统制的权力逐渐扩大，以期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族集团，以备对外斗争的。

也就是通过改造或转化都能进入近代法治思想的系统中。[16] 近代以来，不少思想家对此亦有论断： 章太炎在《商鞅》（1898）中说：商鞅乃救时之相商鞅行法而秦日富。[28]陈茹玄在《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》一文最后指出：呜呼。今者法治之说，洋溢于四表，方兴未艾。

乱主不量人力，令于人之所不能为，故其令废，使于人之所不能为，故其事败。复兴   历史是一本打开的教诲人们的百科全书，它展示给我们许多绘制现实和通向未来的智慧。

[38] 梁启超1918年在《欧游心影录》中，谈到关于复兴中国旧学时指出：第一步是，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。其立论根据，亦多不合逻辑，非颠扑不破者。

[34]前注[10]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书，第268页。[22]姜义华主编：《胡适学术文集》（中国哲学史卷），中华书局1991年版，第591页。第三，旧战国时代的历史，是从封建政治转变成君主政治。[30] 然而新战国时代与旧战国时代又有相异处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 第一，旧战国时代的范围，只限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。  时显群，单位为重庆大学法学院。比如，垂法而治（《商君书·壹言》）、以法为本（《韩非·饰邪》）、以法治国（《管子·明法》）、修法治、广政教（《晏子春秋·内篇谏上》）、信赏必罚[8]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等由先秦思想家提出的法治思想，对中国古代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，也是中国传统法学观念之一，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容上看，它与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都确有相通之处。

[3]如在《中国法律思想史纲》一书中，中山大学教授马作武先生说：后世论者大都认为法家主张法治，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而所谓转化，是指其既未瓦解原始法家以法治国的学术底线，又能使原始法家的思想化人现代思想系统之中。

[6]前注[5]，夏勇书，第159—160页。[14]参见范忠信编：《梁启超法学文集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16页。

新战国时代的历史，是从君主政治转变成民主政治。[35]马作武：《沈家本的局限与法律现代化的误区》，载《法学家》1999年第4期。

第四，旧战国时代对于国家的急务，是富国强兵。[32]曹谦：《韩非法治论》，上海书店1948年版，第11页。[28]前注[16]，何勤华、李秀清主编书，第240—241页。其他如中国古代罪刑法定的观念、刑无等级的观念、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等，虽然也都与近代西方法学有相通之处，被吸收进了中国近代法学之中，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已得到了扩张和升华。

是复兴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，也即乃新法家之新与新法家之法家的整合，以及其展露的完整意境。以上说明先秦法家法治思想，与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的确有相通之处。

直面当今中国社会迈向法治现代化的时代大潮，我们既被这股潮势的汹涌所鼓舞，又必须冷静思量，追寻和考察先哲们对法治苦苦思索、孜孜以求的历史踪迹，以期既寻求历史的资源，又考究古今得失之变，从而使今日法治建构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。……是以明主言法，则境内卑贱，莫不闻知也，不独满于堂。

[21]前注[14]，范忠信书，第71页。（1）如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说：法律政令者，吏民规矩绳墨也。

他针对以法治者，其流弊必人于申韩，学者不可不慎。有些学者认为，这种做法，是用现代西方的法治思想附会法家思想，是一种误读误用，因为用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标准，法家思想也是一种人治，而非法治。进入专题： 新法家 。法家的思想正是往这一条大路走的。

其学说之嬗衍，推明法典，专而能精。二是忽视个性自由，把人看做布帛土石的物治主义。

[3]但我们认为，这是一种创造性转化。[22] 杨鸿烈亦认为法家是以法来救时弊。

君之置其仪也不一，则下之倍（背）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。中国古代法治只约束臣民，对君主并无约束力。